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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的宗教文化特點泉州的宗教文化特點 陸芸 (福建社會科學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泉州位于中國福建東南部，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歷來就有對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傳統。商人、旅行家、僧侶等各種人彙聚此地，帶來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的道教及其他民間宗教互相輝映，形成了泉州獨特的文化特點。 [關鍵字]泉州；宗教文化；多元性；共存性；和諧；合作 泉州位于中國福建東南部，依山面海，東南與臺灣省隔海相望，面積?10865平方千米，人口以漢族?主，民族有回、蒙、佘、藏、苗、?、壯、朝鮮、滿、侗等41個。泉州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歷來就有對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傳統。早在唐代，泉州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時期，泉州是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的世界大港。許多商人、旅行家、僧侶等彙聚泉州，帶來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民間宗教互相輝映，形成了泉州獨特的宗教文化特點。 一、多元性和相容性 泉州的居民大多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從中原遷徙而來的後裔，有一小部分是外來民族的後裔，所以，泉州的宗教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主體，相容了民間宗教和外來宗教。泉州的原始宗教以蛇作?圖騰崇拜。從秦朝到唐代，大量的漢人多次入閩，帶來了中原文化，佛教、道教就跟隨南遷的移民傳入泉州。從唐代開始，泉州成?中國的重要港口，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的傳入使泉州成?世界宗教博物館。道教在東漢年間(25～220年)就開始傳入福建，泉州最古老的道教史?是白雲觀，今名“元妙觀”，據清《泉州府志》記載，它始建于281年[1]。位于塗門街的通淮關岳廟，始建于宋代，因?主祀關帝，附祀岳王而得名。泉州的東鳳山下，有東岳行宮；萬歲山下有真武廟；著名的老君岩在清源山下；泉州城內還有龍宮廟、淨真觀等。可見，泉州的道觀散布很廣，信奉者應不在少數。泉州地區最早的佛教古寺是延福寺，據記載延福寺始建于288年[2]。南朝時印度高僧拘那羅陀曾在延福寺翻譯《金剛經》。泉州開元寺始建于686年，在宋、元、明曾擴建、重建。唐代印度高僧釋智亮曾來開元寺弘法，住東律院。中國雕版印刷的佛教經典也被僧人帶到了日本、朝鮮。1217年日本僧人慶政離開泉州回日本時，帶回了福州版的大藏經。五代泉州招慶寺僧人靜筠二禪師編的《祖堂集》在朝鮮開雕，?保存在朝鮮海印寺，成?珍本。 伊斯蘭教在唐代傳入中國，泉州靈山有“聖墓”，據明代的何喬遠《閩書》介紹，這是唐初來泉傳教的穆罕默德門徒三賢、四賢的墓地。泉州艾蘇哈卜清真寺建于1009年，根據陳達生同志的考證，泉州現存伊斯蘭教寺門楣石刻4個，重修寺碑、建寺碑各1個，說明泉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六七座清真寺。這反映了宋、元之際泉州存在許多穆斯林，現在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內的200多方伊斯蘭教墓碑石證實了當時泉州穆斯林人數的?多。他們中的一些人與漢族通婚，在泉州地區繁衍生息，?江陳埭丁氏、惠安百奇郭氏就很典型。基督教在唐代貞觀九年(635年)第一次傳入中國，中國稱之?“景教”或“秦教”，屬于聶斯脫裏派。唐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禁佛滅教，景教也不能幸免，北宋時景教在內地已不復存在。元朝時聶派第二次傳入中國，同時另一教派方濟各派也傳入中國，1294年羅馬教皇特派孟德哥維奴到北京做方濟各派的總主教，孟德哥維奴派了3名義大利人來泉州做方濟各派主教。目前，泉州發現的基督教碑刻屬于兩種不同的教派，大致都是元代的，元代以前的只發現一塊[3]。明萬曆十年(1582年)，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義大利耶蘇會教士艾儒略，在福建活動25年，足?遍及南平、建鷗、福州、泉州等地。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基督教第四次傳入中國，義大利傳教士馬爾蒂尼(衛匡國)、西班牙天主教士塞拉莫雅都到泉州進行傳教活動。摩尼教在唐會昌年間(841～846年)由呼祿法師傳入福建，宋、元時期福建成?中國摩尼教的主要活動中心。 泉州草庵現保存有世界惟一的摩尼雕像，草庵前還曾出土過“明教會”字的黑釉碗和60多塊殘片，這些碗片是摩尼教教徒的食具，這些都說明草庵曾是摩尼教的重要活動據點之一。印度教在北宋(960～1127年)通過海路傳入泉州，泉州曾建有規模宏大的印度教寺院番佛寺，其石刻雖已散布各處，但仍能感覺到番佛寺原先的宏偉。泉州的土著居民是很少的，其居民大多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從中原遷徙而來的漢族後裔，有一小部分是外來民族的後裔。佛教、道教對泉州的影響很深，除佛教外，其他外來宗教在泉州不是社會的主流文化，所以它們的影響是有限的，而且有一些外來宗教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如印度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從明代開始在泉州的影響也逐漸衰退；雖然基督教曾先後四次傳入泉州，但直到18、19世紀基督教在泉州的影響才開始顯現。總的來說，泉州多種宗教盛行的情形持續了唐、宋、元三個朝代，超過700年，這些外來宗教在泉州傳播過程中都出現了一些與當地主流宗教融合的現象。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到唐朝成?中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禪宗用儒家的觀點來解釋佛教的世界觀，把佛從遙遠的彼岸拉入人的內心，心就是佛，把漸悟改?頓悟。用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佛教戒律，制定出適用于中國禪宗的戒律。禪宗的興盛與一些福建僧人有關，因?他們是創始者或中堅力量，如懷海、靈佑、希運、義存等。宋代朱熹創立的閩學，將心性論和本體論統一起來，把佛教變?儒家思想的組成部分。泉州偏于福建一隅，受到儒家的?烈影響，氏族宗法是社會底層構建中最主要的要件，家族寺廟修建體現了血緣和神權的結合，泉州人既在家廟、族廟中供奉祖先牌位，又供奉與本族關係密切的神明。家廟、鄉廟也是泉州地區民間管理的中心，既可以調解民事糾紛，又可以解?經濟爭端乃至管理教育、慈善工作。 這樣，泉州人普遍信奉鬼神的現象得到了很好的解釋，因?人們關心的是自己的願望能否實現，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聖，那無關緊要。而且通過家廟、鄉廟也加?了家族內部的團結和擴張，保護家族的勢力範圍甚至對外擴張，這樣，宗教的力量不僅鞏固了家族的社會地位，也?調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泉州獨特的宗教相容性與這些因素息息相關，同時出現了佛教、道教與民間宗教的神明，乃至祖先牌位同時供奉在同一寺廟的現象。 二、海洋性和開放性 泉州有430千米的海岸?，港灣?多，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利于文化的吸收和傳播，媽祖信仰就隨著移民的步伐傳播到了世界各地。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這四大宗教，能在泉州和平共處，相安無爭，在全世界來說是不多見的。泉州還有?多的民間保護神，如媽祖、廣澤尊王、清水祖師等，如此?神共處同一藍天下，形成了泉州獨特的宗教景觀。這些與泉州特有的開放性是分不開的，而開放性—與泉州的地理因素和人文環境有著密切關係。 泉州依山面海，境內戴雲山?從東北部向西南延伸，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呈階梯狀傾斜，依次?山地、丘陵、平原。氣候屬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濕潤多雨，四季長青。泉州土著居民的人數很少，居民大多是歷代移民的後裔，也有一部分是外來民族的後裔，所以泉州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是必然的。漢唐時期，政府注重道教、佛教的傳播，所以當時泉州道教、佛教的影響較大。宋、元時期，政府對宗教采取了“相容?包”的舉措，所以造成了各種宗教寺院林立，民間地方保護神大量出現，隨著宋、明程朱理學的興起，儒家吸收了道教、佛教的內容，成?社會的主流文化，外來宗教和民間宗教都出現了向主流文化靠攏的趨勢，這一趨勢在明朝達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以恢復中國傳統禮教?己任，提倡程朱理學，對宗教采取了嚴格控制的措施。即便這樣，泉州對地方保護神的崇拜還是禁而不止，出現了向政府討取封號、自行附會封號、以有功于地方的有道之神面目出現等多種形式，這樣做的目的在于取得合法的地位，使對地方保護神的崇拜得以順利進行。在解放前，泉州城被劃分?不同的鋪境，當地居民視鋪境?神聖之事，整個泉州城分成東西兩佛，下面分?36鋪。大鋪下面再分?數境，每境都有自己的神明，叫境主。每鋪祭祀的神明叫鋪主，各鋪各境信奉的神也不盡相同。泉州有記載的寺廟有上百座，未被記載的小宮小廟更是不計其數，其信奉的神祗至少有100多種[4]。這種海納百神的崇拜使泉州的宗教信仰十分繁雜，既有全國性的神明如觀音、關帝，也有福建省的神明如媽祖，還有地方的神明如清水祖師，更有鋪主和境主之別。由于泉州地區山地、丘陵面積多，平原面積少，而且泉州平原是海灣海漫灘塗淤積而成，直到唐宋時期才逐漸形成?被開墾利用，所以，泉州具有陸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雙重特徵。長期生活在海邊上的人會?生一種冒險、探險的心態，面臨變化莫測的海洋，人們需要隨機應變、避險趨安，化險?夷。這種外向型開放心態使泉州人很早就同外域發生關係，敢于向海外開拓，甚至遠涉重洋。所以泉州籍的海外僑胞、僑商數量很多，這也是泉州海洋文化商業特徵的反映。泉州有重商的習慣，歷代泉州人?儒入商、?農經商的不在少數，還有的人亦商亦儒，他們“朝?原憲暮陶朱”，“只博黃金不博詩”[5]，早晨讀書，傍晚經商。原憲是孔子的學生，陶朱是商人的始祖范蠡。這種開放的、變通的心態也影響著泉州人的宗教觀，他們對于外來宗教見怪不怪，歡迎而不排斥，從中吸取有用的成分。 明代泉州人李光縉認?儒家與佛教、儒家與伊斯蘭教有相近的地方，如果從佛教、伊斯蘭教中學習好的、有用的東西，那?都會有所得。反之，則得不到提高[6]。正是這種寬容、包容的心態使許多外國商人、旅行家、僧侶薈集泉州，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景象。泉州曾同世界上100多個國家有貿易往來，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都在其游記中記載了泉州的盛?，保留至今的艾蘇哈蔔清真寺、靈山聖墓、草庵摹尼像，以及許多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石刻，反映了當時外來宗教在泉州的盛?。外來宗教既然能傳入泉州，泉州的宗教也能傳播出去。佛教、道教和民間宗教隨著移民的步伐傳播到東南亞各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神媽祖，媽祖本是福建湄洲島上的一民女，經過宋、元、明、清歷代帝王的加封，她成?海上航行的保護神。在中國沿海的港口，幾乎處處可以見到媽祖廟，在日本、朝鮮、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國家都有媽祖廟宇或祀奉場所。另外，泉州通淮關岳廟的香火也遠播東南亞，僅菲律賓就有幾十座。清水祖師、郭聖王的廟宇也遍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國。海洋成了宗教傳播的路徑，“海上絲綢之路”也是條宗教傳播之路。 三、實用性和變通性 雖然泉州的宗教信仰十分繁雜，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泉州人對宗教采取了實用的心態。佛教、道教滲透到民間宗教中去，其禮儀?民間宗教大量吸取。道教的內丹修煉成?民間宗教的重要內容，關帝、城隍、瘟神等民間神祗逐漸成?道教的神祗。明代以後，道教、佛教都出現了衰退和世俗化的傾向，與此同時，對民間神祗的崇拜有增無?，人們希望生活幸福，遠離?難。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聖，以及—他們的教派、教義等，反而是無關緊要的。 這樣，就出現了多種宗教混雜的現象。在寺廟史?體現得尤?明顯，如?江城關?州孔廟的大成殿墻壁磚頭上有道教的八卦圖案，?北道教的天心洞旁有“水觀音”和“王文昌夫子”?立，永寧的虎岫寺殿堂上有玄天上帝、如來佛祖、四手觀音、孔夫子等塑像。一般寺院也附帶設壇祭祀關公、上帝公、夫人媽、土地公等[7]。泉州城內縣後街有一白狗廟，主祀白狗，其後殿則附祀真武帝、文昌帝君和田都元帥。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外來宗教上，泉州開元寺的後殿有一對印度教的石柱；草庵的摩尼像鬍鬚被敲斷了一節，想把摩尼變成釋迦牟尼，所以草庵是一座佛化的摩尼寺。凡此種種，都說明了泉州人對宗教采取的實用心態，即?我所用。這種實用主義心態還反映在他們的變通性上。宋、元時期，伊斯蘭教是泉州主要的外來宗教，在經歷了元末“亦思巴奚”戰亂和明初排斥色目人浪潮後，一些家族如蒲、金、蘇、林等當時就脫離了伊斯蘭，另一些家族雖然起先還保持著伊斯蘭教信仰，但伊斯蘭教的傳播已受到了很大挫折，反映在?自己家族取漢姓，修撰家譜，冒以名人?先祖，許多風俗改隨漢俗，以至最後逐步放?伊斯蘭教信仰。例如，白奇郭氏家族?托唐朝名將郭子儀?其先祖；陳埭丁氏家族的七世祖丁養靜捨?原先的家譜記載，以北宋名人丁度?先祖；林(李)姓家族的李廣齊改姓林?李，??去林姓後裔世系，以李氏世系圖修譜。16世紀初丁氏家族還保持著做禮拜、封齋、不食?肉、土葬等伊斯蘭教規，?但16世紀中葉左右，丁氏家族已不做禮拜、不封齋，還有喪葬風俗也發生了變化，?到16世紀末丁衍夏著譜時，情?發生了更大的變化，雖然明、清、民國時期泉州伊斯蘭教有過幾次復興活動，但因世?日下，復興活 動受到影響。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也出現了這種變通的苗頭。雖然景教早在唐代就傳入中國，但在唐武宗下令滅教後，景教在中國內地逐漸消亡了。到了元代，大量蒙古人南下和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使景教和天主教在泉州發展起來，天主教在泉州設立了教區，派駐了3位主教。泉州東門附近還有2處天主教教堂的遺?[8]。 元朝滅亡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沈寂下去，16世紀中後期基督教在中國重新活躍起來，由于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來華主要通過海路而來，所以泉州也曾有2位西班牙傳教士拉達和馬林來過，雖然未能得到官吏的允諾進行傳教活動[9]。對福建天主教傳播貢獻最大的是艾儒略，他精通漢語，知識淵博，善于交際，首先在揚州、常熟、杭州傳教，1625年來到福州，以後足?遍及福建各地，在福建共建大教堂22座，小教堂不計其數，受洗約1萬人[10]。他提倡“耶儒和流”，認?天主教教義和儒家學說是相似的，努力把天主教教義和儒家學說融合後進行傳教，允許受洗入教的中國教徒參加“敬孔”或“祭祖”活動，得到了知識份子和百姓大?的認可，他被認?是“西來孔子”。 由于“中國禮儀之爭”導致的康乾年間的禁教和排教運動，使福建天主教的活動由公開轉入地下，出現了天主教與民間宗教相結合的趨勢[11]。兩種不同的宗教文化，在政府嚴厲打擊的高壓政策下，居然達成了某種認同，再一次說明了宗教間的變通性。 四、結語 泉州宗教文化的特性是相互包容的，多元性和開放性是息息相關的，相容性和變通性也是有聯繫的。這種無心的、沒有意識的宗教對話方式深深影響著泉州人的生活和他們看待世界的觀點，他們用開放的眼光、冒險的精神，吸取外來宗教的內容，同時也豐富了他們的生活。由此可見，外來宗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或多或少都出現了向儒家思想靠攏的勢頭，佛教、基督教如此，伊斯蘭教也不例外。明末清初，在江南出現的伊斯蘭教漢文譯著活動中可以發現儒家思想對中國伊斯蘭教的影響和滲透，這說明了儒家思想作?中國社會的基礎文化，它的影響力是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到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乃至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面。外來宗教要在中國生存下去，必須融入當地的生活，而儒家文化無疑是最佳的切入點。當然，儒家文化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它也曾吸取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和觀點。這種宗教融合的趨勢對于我們處理當前紛亂複雜的國際局勢也是有?發的，塞繆爾·亨廷頓認?“21世紀是作?文化的世紀開始的，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差异、互動、衝突走上了中心舞臺”，“文化的兩個核心要素是語言和宗教”[12]。所謂沒有宗教的和平就沒有國家間的和平，宗教間的對話是各種宗教面臨的共同挑戰，如何進行有效的對話，消除彼此的誤解，加?合作，對于21世紀的世界和平顯得尤?重要。 參考文獻： [1](清)泉州府志·壇廟寺觀(卷16)[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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